故事的缘起是民国94年7月1日，主角之一苏德建先生获得台开公司官股支持，接任了董事长职务。然台开公司官股、民股持股相当，且官股股东之一彰化银行正在市场出售股票，苏德建先生担心其董事长职位不稳，遂想自行找寻特定人来承购彰化银行持有之股票。其后于94年7月14日，在台北市三井日式餐厅举行餐宴，将其身为台开公司董事长而知悉之165亿元联贷案、不良债权融资案具体内容，以及届时台开公司净值回升，会申请回复一般交易，股价上扬可期等讯息，传达予游某、赵某、蔡某，并确认其等所欲承购之股票张数。嗣彰化银行于94年7月25日决议以巨额买卖方式，一次卖出所有台开公司股票，同日，蔡某、游某、赵某父亲即以每股3.51元之价格，分别买入2100、5000张不等之股票，待渠等完成交易后，苏德建先生才将165亿元联贷案、不良债权融资等重大消息，输入证交所重大讯息系统公开之。
关于苏德建先生传递给游某、赵某、蔡某等人之消息，是否为证交法第157条之1所规定之「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」，历审判决并无不同看法，无论是从公司财务面来看，或是从消息公开后股价上扬的情形来看，均可评价为该当第157条之1第5项「涉及公司之财务、业务」、「对正当投资人之投资决定有重要影响」之内线消息，此案应无疑义。会出现判断分歧的，通常是某些案例，利多消息股价没上涨，利空消息股价没下跌，此时有些法官会以事后的股价变化，来反证该消息「非属」重大影响股票价格之消息；有些法官则会以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繁多，消息公开后有其他因素的介入，已抵销或稀释股价正常应有的变动，来反驳消息不具重要性之抗辩。的确，在股海浮沈多年的股民们，对此一定可以感同身受，没有人能预测股价走向，皆是事后诸葛，才会有「利空（多）出尽」等术语，来解释基本面与技术面乖离的情形。
那如果客观的股价涨跌看不出与公开后的消息具有正向关联性时，要如何判断这是不是一个「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」呢？实务提供了一个「理性投资人」的标准，当一位理性投资人获悉这样的消息时，是否足以让他做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！这样的标准确实更能贴近内线交易的处罚目的，某程度也贴切反应出股市不是理性投资人所组成。只是这个「理性投资人」仅为抽象的存在，其获悉消息时，是否会做出买卖决定，最后还是法官自由心证来决定。
以上的不确定性，更常见于「消息是否明确」这要件。依实务主流见解，所谓「消息明确」系指「在某特定时间内必定成为事实」，以事情发生的盖然率作为判断基础，然事情发生的盖然率为何，恐怕得case by case讨论。虽然实务上很难归纳出一个大概标准，但如果内线交易禁止目的，是要防止内部人借资讯优势买卖股票，影响交易公平，则「消息明确」与否，就应该是以「内部人」（即证交法第157条之1第1项第1至4款）的角度来看。换句话说，「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」、「消息明确」并非是二个不同的要件，而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（一般理性投资人、内部人）来看这样的「消息」是否会影响股价，当然最终还是由法官一人分饰多角来揣摩。
内线交易的认定称充满不确定性，真正的红线在哪里，没人说的准，还是有赖实务累积见解形成共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