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报载，行为人（按：即本案被告）在102年间介入A公司经营权，并于102年5月A公司改选董监事时，取得3董1监（全部席次为9董2监），成为A公司的大股东。同年，B金控公司为了扩大旗下保险事业规模，提案争取并购C人寿公司，由于A公司直接与间接持有C人寿公司超过36%的股权，为C人寿公司大股东，则A公司的态度即是该并购案是否成局的关键。

然而，102年间的并购案（即「第一次并购案」），却由于被告以其A公司大股东的身份，进行杯葛而破局。随后于104年间，被告考量：(1) 若C人寿公司因资本适足率不足须强制增资，A公司并无相当能力充足其资本；且(2) 寿险业于发放现金股利有相当严格的限制，即使发放股利仍须缴纳税款，则长此以往不仅对于A公司无利益，甚至将遭受损失等，故同意重启C人寿公司与B金控公司的合并案（即「第二次并购案」）。最后于同年5月12日，双方董事会决议通过股份转换合并案，C人寿公司顺利成为B金控公司100%持股之子公司。

事后经台北地检署调查，被告于第二次并购案洽谈期间，在B金控公司确定并购C人寿公司的重大讯息公告前，与他人共砸下4.8亿元买进C人寿公司股票26,105张，再陆续出脱持股，不法获利约1.8亿余元，故以其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1项，禁止内线交易规定而起诉被告。关于被告在本案中，该当何种内线交易行为主体，一、二审法院的见解略有不同，兹说明如下。

一审法院、即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金重诉字第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杯葛第一次并购案导致破局后，又主导重启第二次并购案，认为「虽其未有C人寿公司董事头衔」，但利用A公司为C人寿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的身分，实质掌控C人寿公司的重大业务经营决策，具有「实质董事」地位；其次又以被告「透过A公司」，实质控制C人寿公司高达36.77%的股权，故属于持股超过10%的股东；以及被告虽仅取得A公司董、监事总席次9董2监中的「3董1监」，惟在合并案需特别决议的情形下，其投票权对身为C人寿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的A公司，已具「实质影响力」，仍得进而控制C人寿公司合并案的方向，因此亦属于「基于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」等三项理由，认定被告同时该当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1项第1款（该公司之董事）、第2款（持有该公司之股份超过10%之股东）以及第3款（基于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）的内部人身分。

案件经上诉至二审后，台湾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诉字第35号刑事判决仍肯认被告为内线交易主体，然而认定依据则稍有不同。二审认为，被告实际上未执行C人寿公司董事业务，亦未能藉由控制C人寿公司的人事、财务或业务经营，而实质指挥C人寿公司董事业务，不该当公司法第8条第3项的「实质董事」。此外，也无充分证据足认A公司购买的C人寿公司股权资金，为被告直接或间接提供，故不得将A公司持有的36.77％C人寿公司股权，计入被告所持有范围内，因此被告亦非「持有该公司之股份超过10%之股东」。

二审法院进一步表示，被告虽仅取得A公司的「3董1监」，未掌握100%或超过半数的投票权以达「完全控制」的程度，「但仅需稍与其他董监事利益交换、折冲协调，即能掌控A公司经营及重要政策走向」，而A公司既然为C人寿公司持股超过3成的大股东，又掌握超过2/3董事席次，被告即能藉由A公司而间接对C人寿公司的一般日常人事、财务或业务经营，乃至合并案的重大业务经营决策，具有高度支配影响力，因此仅该当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1项第3款「基于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」。

简言之，实务上对于「基于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」的适用范围广泛，本案被告即便形式上，并未直接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或其他内部职务，亦未直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，却仍可藉由成为该标的公司「大股东的大股东」，而「间接」对于标的公司产生高度支配影响力，从而该当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1项第3款的身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