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业事件审理法（以下简称「商审法」）于109年1月15日公布，并于今年7月1日开始施行，初始即受理东元、泰丰等具有高度争议之事件，预计对于我国商业事件的审理，带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。

商审法第3条第1项规定，商业事件将专属于商业法院管辖，因此在今年7月1日后，涉及公司相关之民事争议，将因其是否属于商业事件，划归由不同法院审理，则何谓「商业事件」，即为一根本而重要的先决问题。

根据商审法第2条第1项，商业事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商业诉讼事件及商业非讼事件。关于商业诉讼事件，同条第2项设有详细规定，但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类：1.新台币（下同）1亿元以上（2022年5月17日公布下调为3,000万元），公司负责人与公司之民事争议；2. 1亿元以上之证券或期货法律责任（2022年5月17日公布下调为3,000万元）；3.公开发行公司之股东对公司、公司负责人之民事争议，以及该等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效力争议；资本额在5亿元以上且为公开发行公司之控制或从属公司（2022年5月17日公布下调为1亿元），其股东会或董事会效力争议；4.因公司法、证券交易法及其他明文列举商事法规所生民事争议，且金额在1亿元以上（2022年5月17日公布下调为3,000万元）；5.其他司法院指定之商业诉讼事件。

商业非讼事件则相对单纯，系指：1.公开发行公司之股份收买价格裁定事件；2.公开发行公司之临时管理人及检查人选派及解任事件；3.其他司法院指定之商业非讼事件。

由以上说明可知，商审法主要是以所涉案件之金额、是否为公开发行公司，以及所涉法律关系是否源自于商事法规等，判断一事件是否为商业法院所管辖。如此划分下，不免将产生若干疑义。

最为直观者，乃在今年7月1日后，同一类型的争议，将因其涉讼金额、公司类型等因素，由不同法院审理依不同程序进行审理。例如同样系股东会效力之争议，非公开发行公司（且非公开发行公司控制从属公司）将由民事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法之程序，公开发行公司则由商业法院根据商审法办理，其中差异不仅在于承审法官，更在于商审法中所创设之书面查询、专家证人、审理计画、商业调查官等制度，于非公开发行公司之诉讼皆不适用。此等差异对于裁判品质将有何影响，值得关注。

另外，商审法虽然详细条列商业事件的种类，但若仔细观之，恐仍未将若干典型属于商业事件之事件态样纳入。例如，商审法第2条第2项第3款虽将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股东基于股东身分行使股东权利，对公司、公司负责人所生民事上权利义务之争议事件，列入商业诉讼事件，但根据立法理由，若股东系以公司法第23条第2项为根据请求损害赔偿，将不属于该款所称之商业诉讼事件。因公司法第23条第1项已明文规定请求主体为公司，股东遇有公司负责人违反受托义务时，在公司法第23条第2项之主张非属商业诉讼事件下，似将无法使用商业法院获得救济。

又例如商审法第2条第3项第1款虽将公开发行公司之股份收买请求权列为商业非讼事件，但实务上曾有股东以未获公司寄发股东会开会通知，致其股份收买请求权受侵害为由，根据民法第184条及公司法第23条第2项请求损害赔偿，并获法院判准者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号民事裁定）。此等事件在商业事件审理施行后（假设该公司为公开发行公司），恐将因其并非股份收买请求权之行使而非商业非讼事件，亦因其请求权基础为公司法第23条第2项而非商业诉讼事件，而只能循民事诉讼程序办理。

由此观之，商业法院之管辖范围为何，将会是商审法施行后之两造攻防焦点，若未来商审法之成效卓著，不排除原告可能藉由商审法第2条第4项之规定，将原先并非明文所列之商业诉讼事件，以相牵连民事诉讼事件的形式，使商业法院受理并裁判。如此固然为现有规定下之便宜措施，但终非正办，则在相关规定修正前，司法院或应斟酌实际案件状况，根据商审法第2条第2项第7款及同条第3项第3款之规定，将未明文列入者，指定为商业事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