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刑事诉讼法上，证人和被告之法律上权利完全不一样，被告可以聘请律师辩护、可以保持缄默，可以请求调查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证人则完全没有以上权利，顶多在某些情况下，可以拒绝作证。

实务上常见在刑案侦办之初，先以证人身份传讯犯嫌，之后再转为被告身份。调查机关美其名解释系因案件侦办初期犯罪事证不明确，所以不会轻易将犯嫌列为被告，但实际动机为何，恐怕只有负责侦办者才知道。

民主国家的法制发展都源自于对抗国家的暴力，为何要保障被告的缄默权，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1项：「被告之自白，非出于强暴、胁迫、利诱、诈欺、疲劳讯问、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，且与事实相符者，得为证据」，及同条第4项：「被告未经自白，又无证据，不得仅因其拒绝陈述或保持缄默，而推断其罪行。」等规定，就可以了解历史上，国家机关是如何无所不用其极的以不正手段来取得被告的自白，被告自白又如何成为证据之王。我国民主法制发展不过数十年，纵然屈打成招之情形已不复见，但证据之王的地位并未动摇，调查机关以游走法律边缘之方式，取得犯嫌不利于己的供述，仍屡见不鲜，以证人身份传讯犯嫌，同时剥夺被告之缄默权、受辩护权，即是经典手法之一。

最高法院对于此种违法取供之行为，态度为何？92年度台上字第4003号刑事判决意旨虽明示：「倘检察官于侦查中，蓄意规避践行刑事诉讼法第95条所定之告知义务，对于犯罪嫌疑人以证人之身分予以传唤，命具结陈述后，采其证言为不利之证据，列为被告，提起公诉，无异剥夺被告缄默权及防御权之行使，尤难谓非以诈欺之方法而取得自白。此项违法取得之供述资料，自不具证据能力，应予以排除。」，然调查机关是否为「蓄意规避」、是否有意侵害被告权利，该由何人举证？事实不明的不利益又该由何人承担？最高法院一直不愿意正视违法取供对人权的侵害，下级法院也不断容许违法供词出现在审判庭上，所以调查机关永远不会精进侦办犯罪的手法，永远倚赖不正方法取得的供词及衍生的证据，一桩桩冤案就此发生。这也是为何刑法学者不断大声疾呼，不要再把违法的证据透过刑事诉讼法第158之4条予以复活，否则乱象永远不会停止。

当你被调查机关以证人身份传讯，感觉却是被当成犯嫌在侦办时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能力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进而要求调查人员遵守法律，戳破调查人员「非蓄意规避」的假象，此影响你的未来甚深。

「法律只保护懂法律的人」，此为法界的经典名言。刑事法对人民基本权侵害最深，却仍有许多执法者利用人民不懂法律在便宜行事，民主法治要生根，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