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民国88年废弃物清理法增订刑责以来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刑事责任问题，即成为政府处理相关环保问题之焦点。近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延伸、以及COVID-19台湾疫情相对稳定等因素，台商返台投资更为兴盛，但在台投资增加的同时，也代表着相关事业废弃物将会随之增加，政府必将投入相当心力管制，故企业除了配合政府管制外，尤须留意相关事业废弃物之清理均应依法为之，否则易触犯废弃物清理法之刑责，反而得不偿失。

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之刑责，主要规范于45、46、47条。而其中又以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为最重要，堪称政府打击环保犯罪之利器，诸多环保刑事案件均因此而生，本文拟就此罪提供相关分析如下。

首先，自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未领有许可文件非法贮存、清除、处理废弃物罪谈起，应取得许可文件者，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1条并不区分废弃物种类为「一般事业废弃物」或「有害事业废弃物」，因此凡未领有许可文件而从事废弃物贮存、清除、处理者即该当此罪。此罪系故意犯罪，亦即行为人知悉未领有相关文件却仍从事废弃物贮存、清除、处理之行为，若系过失而不知，或其主观并非在从事废弃物贮存、清除、处理之行为，则不构成此罪。

关于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罪是否需以废弃物清除处理「业者」为限？此为实务上长久之争议。盖第41条之许可文件明确以「从事废弃物清除、处理业务者」为申请主体，则一般事业单位之从业人员是否会触犯此罪，即生争论。法院实务见解曾经认为一般个人、家庭、机关、学校或公司团体纵偶有弃置废弃物之行为，惟并非从事清除、处理之「业者」，因此不构成此罪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811号参照）。惟近期最高法院大法庭已裁定统一见解，认为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犯罪主体不以废弃物清理业者为限，只要未依第41条第1项规定领有废弃物清除、处理许可文件，而从事贮存、清除、处理废弃物，即为该当，理由系认为，废弃物清理业者若未领有文件会构成犯罪，而未领有许可文件之非业者却无需承担罪责，显有失衡（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号裁定参照）。

至于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后段未依许可文件内容贮存、清除、处理废弃物之罪，则系以领有许可文件之人为处罚主体，亦即仅有废弃物清理业者为此罪之处罚主体，实务上并无争议。

从上述分析，不难发现实务见解对于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非法贮存、清除、处理废弃物罪的解读甚为矛盾，前段认为不以业者为限，后段又依照法条文义，仅处罚业者。但无论如何，于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庭已统一见解之情况下，一般企业需了解构成此罪的风险大大提高，并不仅限于废弃物清除处理业者而已。

另提醒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，除处罚其行为人外，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该条之罚金（同法第47条参照）。此罪并不以法人尽相关注意义务为免责条件，亦即，于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款前段之处罚主体扩张的情形下，企业不论有无故意过失，均会依照此罪连带受罚，不可不慎。